“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与清政府的行政调控
王炎社会科学研究明清史
作者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湖广填四川”的经济动因与清政府优惠移民的经济政策，已有多种史籍叙及，较为显明。然而细察移民运动的进程，确与清政府建立、维系四川政权的政治努力息息相关。因而，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试加探析，进而对各阶段移民人口略加测算。
一、大移民的预演
大移民的浪潮是从康熙中叶开始的，一直延续到乾隆中叶才基本结束，主体阶段约达一个世纪（注：一般以康熙20年（年）平息“三藩之乱”后算起，到乾隆41年（年）四川人口基本恢复自然增长状态止。参见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柯建中等《四川古代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考虑到其缘起是由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的奏折而来，以及其后嘉庆年间流民入川的再起，不妨将其稍作扩展，划为康雍时期与乾嘉时期两个段落。而顺治时期保宁政权招抚流亡的阶段，则可以看作是大移民的序幕（注：有学者认为，“湖广填四川”应从明末张献忠入蜀算起，甚至元末明玉珍入蜀算起，并进而认为“湖广填四川”在历史上有两次，而非一次，这是混淆了该历史事件的特定政治含义所致，故不取。另《华阳国志·巴志》叙：“江州以东，其人半楚”，是否应算作最早的“湖广填四川”呢？如此追溯，恐非史家所宜。）。 顺治二年（年），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逝世后，清廷即在湖北设立“湖广四川总督”一职（注：《清史稿》卷《疆臣年表》。），以罗绣锦为总督，驻荆州，意图由夔道入川建立四川政权，并派员赴四川招抚张献忠，未果。（注：《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顺治二年十月《总督八省军民佟揭帖》。）顺治三年，清军由汉中入川，在西充射杀张献忠，并追击至成都、重庆。但因全川残破，无以贡奉，遂退守保宁，招民垦荒，实行三年起科政策。王遵坦（山东益都人）随肃王入蜀，以右副都御史巡按四川，“招辑流亡，极意抚恤”（注：嘉庆《四川通志》卷《职官志·政绩》。）。杨三知（直隶良乡人，顺治三年进士），外擢四川松龙道、上东道后，因上东道属经张献忠之劫，“存者在绝峒密箐中”，杨极力安抚，“招来千数百家，筑堡渝东，民名之曰杨公堡”（注：《清史稿》卷《列传·忠义》。），川北渐有起色。顺治四年，清廷“增设四川总督一员”（注：《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35。），但仍以湖广总督罗绣锦兼署；顺治五年，设置四川巡抚一职，以李国英为巡抚，驻保宁，续行屯垦。（注：《清史稿》卷《疆臣年表》。） 然而，招民垦荒初期并不顺利，“复业垦荒者犹是寥寥然，未有成效可观。”（注：《清代钞档》，《地丁题本50·四川2》，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4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究其原因，“皆缘地方未静”（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6页。），观望避匿者甚多。“居者恐差粮为累而不肯疾于开垦，流者愈虑资身无策而不敢轻于复业也”（注：《清代钞档》，《地丁题本50·四川2》，转引自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49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也有“阻于关隘之盘诘，或苦于途费之艰难，欲归不得者”（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6页。）。顺治年间，尽管移民不太多，但却揭开了复业兴川、移民实政的序幕，川北保宁一隅，“户口稍聚”。这为康熙年间的大移民政策，提供了现实背景。 康熙三年（年），四川巡抚张德地恳祈清廷令各省督抚采取有效的行政手段，“于各属郡邑逐一挨查，凡有蜀民在彼，尽将姓名、家口造册咨送过臣。如资斧自具者，给与引照，促令起程；若贫乏缺资，注明册内，俟臣捐措口粮，另发舟车差官搬取”（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7页。）。这是要求各省督抚下逐客令，将流寓各地的蜀绅撵送回川（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19页。）。但由于当时全国普遍田园荒芜，各省同样面临垦荒复业的困难，此一举措无异于与邻省争夺残黎。因而四川“流移之招徕”虽已“先经入告及咨移各省，以及捐费差员，频频搬取”，地方官不可谓不努力，但效果仍然不佳，迄至康熙六年，“归鸿仍然寥寥”（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23页。）。可见移民这种大事，并非靠一两项简单措施就能解决问题的。 有鉴于此，康熙六年张德地主张采取更为严厉的行政手段，“恳祈天语敕下各省督抚，于各属郡邑挨查，凡有川绅，尽令起程回籍。庶士绅归，而流移小民亦将向风川至”。在发遣回籍过程中，“敢有抗拒不归者，即以违旨悖祖论；地方官仍敢隐匿容留者，亦以违旨例处分。如是，则外省不敢姑留，将见旋里者恐后，而从之者亦如归市矣。”（注：康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24页。） 康熙对移民入川实政，十分重视，采取毅然措施，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强化行政手段。康熙七年正月，调升湖广巡抚刘兆麟为四川总督，同年十月裁撤湖广总督，以其地分别隶属四川等省。康熙九年三月，设置川湖总督，驻荆州，以蔡毓荣总其事，迁刘兆麟为浙江总督。（注：《清史稿》卷《疆臣年表》。）康熙的这些强硬举措从行政方面消除了移民所涉及的巨大阻力。事实上，湖广地区隐匿着相当多的四川流民，历史上川中凡有变乱，蔽江而下者所在多有。加以湖广与四川，尤其与川东巴渝地区在历史上所形成的渊源关系，辗转奔赴者亦不乏人。 应该看到，这种行政举措在政治方面起了示范作用，这对于湖广人士是不言而喻的。伴随政治中心的西移，追风入蜀者当亦不在少数。尤其是“招民授职”，不拘省内省外，及“准令五年起科”（原定三年起科，后又宽至六年起科）两条颇具实惠的辅助措施在康熙十年正式议行，（注：《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36，7～8页。）对于湖广缙绅民人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吸引力可谓强矣。 根据现存资料，粗略估算清初四川人口，可见下表： 清初四川人口统计表（表中括号内为估测数）
年 代 户数 人口 丁 额 资料来源
顺治十八年 (50万) 《清朝文献通考》卷19
康熙九年 ()(60～80万) 康熙《四川总志》卷30
康熙十年 ()《清实录》康熙朝
康熙二十四年 (60万) 《清朝文献通考》卷19
由于《清实录》与《四川总志》的记录互相矛盾，且差距较大，《文献通考》的编者不取康熙九年、十年的四川户数（注：我们认为，康熙《四川总志》取材于地方文档，户数较为可信；《清实录》所记康熙十年户数似应为丁额较为合理。）。但《文献通考》所记丁额虽逐年递加，所采有据，却并不直接反映清初四川的人口数量。因此，李世平先生经过一番清查、考订，推算估计清初（顺治十八年）应有约50万人（注：参见李世平《四川人口史》，～页。）。这个观点为多数学者所接受（注：这一结论经常被引用，例如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69页，中华书局，。）。柯建中先生却根据康熙《四川总志》所记，从另一个角度推算估计康熙九年应有民户（注：柯建中等：《四川古代史稿》，页。），这一观点也为一些人所采用（注：例如郭声波《四川历史农业地理》，页，四川人民出版社，。）。根据这一见解，明末清初，四川每户约8口～10口，则全川人数应在60万～80万之间（注：参阅李世平《四川人口史》，～页，所引《明史·地理志》资料，折算明代四川户口比例为6.8～12；柯建中等《四川古代史稿》，页，所引清代四川方志资料，康熙六年资州户口比例为7，江津户口比例为8.7，兹取平均数。）。二者推算的结果大致吻合。这样，大略可以认为，康熙初年，招抚流亡，有二三十万（每年约二三万）流民重新回到四川。经过“三藩之乱”，户口聚而复散。但据丁额比例，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人口估计应有60万（见表中人口数字栏）。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康熙初年移民实川的成效，由于升科年限未到，并未全部反映在户籍编审资料中；继后“三藩之乱”发生，移民聚而复散，十数年间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但这并不是说清初移民毫无业绩可言。相反，正是由于康熙初年的种种行政努力，奠定了康熙中叶起至乾隆中叶止近百年社会大移民的基础。从某种特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湖广填四川”大移民的预演。
二、大移民的兴起
据现存资料，大移民的进程是从康熙中叶开始的。川西、川北属二次恢复生聚，川东、川中则为移民重点。 安县，“当明末乱后，尽成荒土，鲜有居民。清康熙中叶，始招民开垦，官给耕牛、籽种”（注：民国《安县志》卷26《食货·户口》。）。乐至，“本境自明季荡版，鞠为茂草，至康熙三十三年，仅有27户”（注：光绪《乐至县乡土志》《户口》，民国元年刻本。）。苍溪县，“自献贼乱后，土著几空”。“顺治十年至康熙三十年，计户止85。”（注：民国《苍溪县志》卷9《食货志·户口》。）云阳，“自明季丧乱，遭献贼屠狝，孑遗流离，土著稀简，弥山芜废，户籍沦夷”。“至康熙四十年，始编审户籍”。（注：民国《云阳县志》卷9《财赋》。）这些州县的大体情形都相差不多，可以视作代表状况。其中部分州县，如苍溪、云阳等，清初也曾“招徕流亡”，“移民吴楚”，但仅“羁縻而已”，不及旧籍之半，真正起步规复，当在康熙三四十年。兹再举几例： 康熙四十一年（年），邹图云任大竹县令，“时奉文安集楚民，户口增益”（注：嘉庆《四川通志》卷《职官志·政绩》。）。康熙四十八年，徐缵功任蓬溪令，“楚民无业者入蜀垦荒”，田土纠纷不断。徐善调解之，不数月“四境晏然”（注：嘉庆《四川通志》卷《职官志·政绩》。）。同样的情形在康熙四十五年李维翰任中江令时也发生过，李“拨真荒以安新民，禁侵夺以安土著，不逾年而尘案一清”（注：嘉庆《四川通志》卷《职官志·政绩》。）。康熙三十九年，梁永祚任蒲江县，时“民多四散。永祚按籍招徕，计日授食，且给以牛种，履亩劝耕，复业者众”（注：嘉庆《四川通志》卷《职官志·政绩》。）。康熙四十八年，蓬溪县“安插新民曹石友等余户”（注：道光《蓬溪县志》卷8《户口》。）。康熙三十八年左右，蜀人李先复上疏陈明湖广之民入蜀垦荒情形，“乃近有楚省宝庆武岗、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惧比，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注：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史籍记载的诸多事实，均成为以上各县创业复垦的起点，清晰显示着一次大规模移民高潮的到来。 然而仅凭列举史料，很难说清康雍复垦移民入川的全貌。大移民究竟移入了多少人，需要适当加以估计。下面按清代划分的四川五道（注：清代四川五道的划分如下：松茂道辖成都、龙安二府，松潘厅、茂州、绵州及属县；川东道辖重庆、羡州二府，达州、忠州、酉阳州及属县；川北道辖保宁、顺庆、潼川三府；永宁道辖叙州府、建武厅、泸州、资州及属县，雷波卫、黄螂所、九姓司；建昌道辖雅州、嘉定、宁远三府，眉州、邛州及属县。）列表统计，大体上可反映康雍年间四川户数丁额的变化情况。 康雍时期四川五道户数丁额比较表
明代原额丁赋 康熙六十 康熙六十 乾隆元年
地 区 (省略小数) 一年户数 一年丁额 新旧户数
松茂道
川东道
川北道
永宁道 60
建昌道
全 省
乾隆元年 乾隆元年
地 区 丁额 流寓户数
松茂道
川东道
川北道
永宁道
建昌道
全 省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丁额均省略小数。
从上表可以发现，康熙六十一年（年）四川总户数已达户。如按1:5的户口比例测算，当时人口已达.65万，基本上恢复了明代的人口水平（注：明万历六年（年）四川有户、口3073。这是明代最高人口水平。见《明史·地理志》。）。这其中，有多少是外来移民，有多少是四川土著，可以进一步测算出来。我们已经估计康熙二十四年，经“三藩之乱”后四川人口约为60万，折12万户，我们将这些人口全部算作土著，前此移入的均省略不计。按人口自然增长规律，如无天灾人祸，人口30年增长一倍（注：明代徐光启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农政全书·田制》）清人洪亮吉根据清代情况也认为人口30年加番。这当然是增长较快的情形，自然增长率达23‰，但如以50年～年增长一倍计算，则移民人数更多！），至康熙六十一年共37年，若以30年户口增长一倍计算，那么，这时土著人口约为27万户、万口；移民及其后裔达31万户、万口，平均每年移入、增加约多户。 这个移民增加的速度还可以从表中所列雍正年间的资料得到佐证。乾隆元年（年），四川人口统计出现了新旧民户与流寓民户分别登录的情况。所谓“流寓户”，就是移民，因未到起科年限，暂不归于正册之列。一般而言，6年起科，流寓人口是前5年累计插占垦耕的新移民（注：康熙时垦荒一般6年起科，雍正八年规定四川垦荒田6年起科，垦荒地10年起科。这项措施的目的是在鼓励开发山区旱地。但一般垦荒者皆以垦田为主，或田、地兼有，一旦荒田垦熟起科，流寓户即将列入正册，因而别册所列“流寓”只可能是前5年的移民，而不可能是前9年累计的移民。）。乾隆元年统计的户流寓，反映了雍正年间的移民情况，大约每年多户，其比率与我们前文推算的康熙年间流民入川的情形相近，因而大体可信。 再看丁额情况。明代户少丁多，大约每户2.6丁。康熙年间，正好相反，丁税奇轻，平均每4户才承担1丁。雍正年间清厘丁税，严格每户1丁，在人口恢复到明代水平的同时，丁额也接近明代总额，这表明“湖广填四川”的政策调控行为已经达到预期目标。此外，丁额相近，大体也可视为人口相近，以明万历六年（年）四川万人除以乾隆元年统计的户，每户约4.7人，则家庭结构也大体稳定，恢复到正常水平。 值得重视的是统计资料所展示的五道户籍变动情况。乾隆元年较康熙六十一年，经历十三年，松茂道、川东道、川北道三道户籍不但不见增加，反而各减少约2万户，减少比例分别为17.4％、11.9％和12％。这一时期，三道也各有民户流进，但总的情况仍是出多进少，反映该三道在雍正时期（或许从康熙后期起），已由“宽乡”变为“窄乡”，一个二次流徙的状况正在形成。 同一时期，永宁道户籍增加2.5万户，建昌道增加7万户，增长比例分别为38.5％和.9％。尤其是建昌道，13年间户数增加1.3倍，显示了强劲增长的势头，反映这一时期川南、川西南已成为移民垦殖的重点区域。
三、大移民的波折
约从康熙五十年代起，清廷不再鼓励湖广之民入川。因政权业已巩固，勿须再移民实政。且文献记载，湖广入蜀之民多刁猾之徒，入蜀后指荒占熟，屡与土著争讼，甚而恃强侵夺，所以四川人深怨湖广人。（注：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之一《圣训》。许多学者误认为清廷“始终”鼓励移民入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条史料，也有人断章取义，录为鼓励移民入川的证据。该文重点在“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这一规定，否则即为“私垦”或“罪逃”，较之以往任人移徙，听凭垦荒的政策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条控制移民的措施，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即有人提出，“将楚民流寓开垦者，令各州县逐户确查”，“造具清册，咨移楚抚查明原籍”，“取具各州、县印结，转咨川省存案，方准开垦，入籍当差。”（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但康熙一直未加采纳，目的仍在休养生息，与民方便。直至康熙四十八年，仍告诫四川巡抚年羹尧，“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上任不得滋事扰民，“此为川中第一要事”（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94页）。）另一方面，湖广移民入蜀前往往将原籍房产、地亩变卖，在四川垦地届满5年登录起科时，又逃回湖广，欲赎回房产、地亩，争讼亦多，弄得两省皆难管理。因此，康熙五十一年发出上谕：“嗣后湖广人有往四川种地者，该抚将往种地民人年貌、名姓、籍贯查明造册，移送四川巡抚，令其查明；其自四川复回湖广者，四川巡抚亦照此造册，移送湖广巡抚。两相照应查验，则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而事亦得清厘，争讼可以止息。”（注：嘉庆《四川通志》卷首之一《圣训》。许多学者误认为清廷“始终”鼓励移民入川，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该条史料，也有人断章取义，录为鼓励移民入川的证据。该文重点在“民人不得任意往返”这一规定，否则即为“私垦”或“罪逃”，较之以往任人移徙，听凭垦荒的政策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关于这条控制移民的措施，早在康熙三十八年即有人提出，“将楚民流寓开垦者，令各州县逐户确查”，“造具清册，咨移楚抚查明原籍”，“取具各州、县印结，转咨川省存案，方准开垦，入籍当差。”（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但康熙一直未加采纳，目的仍在休养生息，与民方便。直至康熙四十八年，仍告诫四川巡抚年羹尧，“比年湖广百姓，多往四川开垦居住，地方渐以殷实。”上任不得滋事扰民，“此为川中第一要事”（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94页）。）这无疑给湖广人入川念下一道严厉的“紧箍咒”；而对陕西入川者却非常宽松，因“陕西来者皆讲道德，与川民相安无事”（注：古洛东：《圣教入川记》，6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清廷曾于顺治九年张献忠余部刘文秀反攻保宁，浴血死战解围后，考虑从汉中就近支持保宁政权，遂于顺治十年设置川陕总督，以孟乔芳兼督四川（注：《清史稿》卷《疆臣年表》。），陕西移民遂众。康熙初年因张德地奏议之故，复又偏重湖广。但从康熙二十年起，清廷恢复川陕总督，直至康熙五十七年川、陕分治。此后雍正、乾隆时期，也有不少年代川陕合治。川、陕行政区划一体，迁徙融合自然较易，一些地方遂有秦人超过楚人之势。（注：如绵竹，康熙时“课雨占晴半楚人”，到乾隆时，因地近西秦故，居然一变而为“楚居三，秦居五”了。） 康熙五十一年至雍正五年（年）的15年间，虽湖广人迁移四川者仍年年不息，但终因有禁有限，获政府安插者甚少。雍正五年，川陕总督岳钟琪奏请开禁，称“湖广、江西、广东、广西等省之民，逃荒入川，不下数万户。请开招民事例，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方为有益”（注：《清世宗宪皇帝实录》卷61，29页。）。而雍正帝却说：“去岁湖广、广东并非甚歉之岁，江西、广西并未题成灾，何远赴四川者如此之众？！此皆本省大小官吏平日全无抚绥，以致百姓失所。身为司牧，而于地方民瘼漫不经心，尚何以腼颜任职乎。”“且地方官坐视百姓远徙于异乡，而不知轸念，不可不加惩戒。”雍正在申斥官吏之余，并将移民活动视为有害，“此等远来多人，良奸莫辨。其中若有游民无赖之徒，不行稽查，必转为良民之扰。”他在规定善后办法时，一方面严令清查，“果系无力穷民，即留川令其开垦”；另一方面又令当地官员对流民示以儆戒，规定安置流民所用牛种、口粮，“即著落本籍州县官照数补还”，以堵源的方式“杜流移民之患于将来”（注：《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 这一从严从紧的控制流民政策，到乾隆前期仍继续沿用。《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中有一条资料记载说：“（川省）户口，原报户。乾隆十八年，广东省入川民人杨国能等户，湖南省入川民人蒋玉先等户，广西入川民人胡志章等8户，江西省入川民人萧药荣等户，福建省入川民人林理臣等17户。乾隆十九年，广东省入川民人姚官秀等户，湖广省入川民人谢恭敬等户，江西省入川民人萧天祥等户，广西省入川民人李子杰等73户。乾隆二十年，湖南省入川民人蔡芝茂等户，广东省入川民人高三才等户。”（注：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8～9页。这个材料看来系从贵州省沿途关卡统计所得，因缺陕西等省北路入川户数，仅反映了南路入川情况。其中乾隆十九年“湖广”一项，应为“湖南”之误，见彭遵泗纂《蜀故》卷3《田赋》，21～22页，光绪二十四年刻本。）兹据以列为下表： 入川民户统计表
迁 省份 广东 湖南 广西 江西 福建 湖广 各省累计
入
户
时间 数
乾隆十八年 8 17
乾隆十九年 73
乾隆二十年
3年累计 81 17
资料中所载“户口，原报户”，显然系指乾隆十七年统计数（注：该资料从乾隆十八年叙起，则“原报”当为乾隆十七年之前，此姑按十七年计；另据《乾隆会典》卷9《户部·户口》载：乾隆十八年为户（见梁方钟《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页）与之也较吻合，故从之。），比较乾隆元年的户（注：嘉庆《四川通志》卷64《食货·户口》，乾隆元年新旧户数与流寓户数之和。），增长13.5％，16年间平均每年仅增长8.5‰，大大低于正常年间15‰～20‰的自然增长率，显示人口流入极少，并可能有大量流出迹象。（注：15‰～20‰为中等水平自然增长率，人口约50年～35年翻一番，平均每年净增长约2％～2.8％；如按8.5‰的净增长率，大约要年才翻番，这是极不正常的，除非经历战争或饥荒。）乾隆十八年至二十年3年间，资料统计移民共户，平均每年流入仅余户，亦大大低于康雍时期平均每年移民八九千户的情形，证明其控制流民移民相当之紧。即使考虑资料仅叙及南路移民情况，不妨将陕西、湖北等北路移民估算进去，加倍计算，也仅年余户，不及康雍大移民时之半。可见并未放松移民限制。 然而，持续不断的流民仍不避艰险，源源不断涌来，引起了巨大的社会震荡。禁阻愈严，摩擦愈烈，不少地方官基于治安管理，忧心忡忡，屡请设法禁绝。恰在此时，乾隆皇帝却另有其想法，他在批阅地方奏折时训示：“此等搬移入川民人，其不法奸徒及往为啯噜子等类，固应设法究治，并饬一切卡隘加意稽查。至于贫民远图生计，亦不可持之太峻。盖伊本籍如有产业，必不肯轻去其乡，何用阻截？若因亲族可依，就食他处，必尽行逐回，转绝其谋生之路。即如山东流民，往来各处种地者甚多，亦难概行禁止。”接着他又说：“嗣后入川民人给照查察之处，如系奸拐兴贩匪类，断宜严行究处；至实系良民觅食他乡者，虽未便明弛其禁，该督抚亦宜酌量办理，不必过于严紧。”（注：《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这实际上是在暗中开了一道移民入川的口子，这一年是乾隆十五年。 到乾隆二十五年，周人骥等又奏，“各省流寓民人，入川者甚多，请设法限制。”乾隆却反驳说：“此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国家承平日久，生齿繁庶，小民自量本籍生计难以自资，不得不就他处营生糊口，此乃情理之常，岂有自舍其乡里田庐而乐为远徙者？”“今日户口日增，而各省田土不过如此，不能增益，正宜思所以流通，以养无籍贫民。”（注：《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乾隆“以流通养贫民”的办法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放任政策，他将错综复杂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简单归结为一个“口食之计”，他认为：“此等无业贫民转徙往来，不过以川省地广粮多，为自求口食之计。使该省果无余田可耕，难以自赡，势将不禁而自止。若该处粮价平减，力作有资，则生计所趋，又岂能概行阻绝？”（注：《清高宗圣训》卷80《乾隆三十年谕军机大臣》。）乾隆固执己见，轻率下令，著各地方官勿庸强为限制，“倘有流为盗贼，如川省啯匪之类，则实力惩治，毋使养奸贻累。既不绝小民觅食之路，又可清闾阎盗贼之源，斯两得之”。宣布“传谕湖广、江西、四川各督抚，令其妥协办理”（注：《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这样，从乾隆二十五年起，各省完全开禁，一个移民入川的新浪潮随之而掀起。 到乾隆四十一年，四川人口跃上一个新台阶，从乾隆元年的约万人（户）上升到乾隆四十一年的约万人（注：乾隆元年人口数按1:5折算，户数资料见嘉庆《四川通志》卷64《户口》；乾隆四十一年人口数见《清朝文献通考》卷19《户口》。）。40年间，人口增长约1.4倍，扣除其自然增长因素，移民及其后裔的增长约万人。待到嘉庆二十年（年），四川人口增长到户、人（注：见嘉庆《四川通志》卷65《户口》，不包括番户，以便与前对照。有学者认为这一数字为嘉庆十七年统计，恐误，因卷中含嘉庆十九年户籍资料。另，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页，载嘉庆十七年四川人口数为人，册出《嘉庆会典》卷11，可资比较。）。现仍按五道列表比较如下： 乾嘉时期四川五道户籍人丁比较表
乾隆元年 嘉庆二十年 嘉庆二十年 嘉庆二十年
地 区 户数() 户数() 人口 平均每户人口
松茂道 3.8
川东道 167 3.5
川北道 211 4.8
永宁道 95 3.8
建昌道 707 3961 5.2
全 省 4.1
80年间户数
地 区 增长(倍)
松茂道 12.79
川东道 7.96
川北道 5.4
永宁道 7.7
建昌道 5.9
全 省 7.81
资料来源：嘉庆《四川通志》卷64、65。 从表中可以看出，乾嘉时期四川人口继续大幅度增长。据推算，80年间，户数增长7.8倍，人口增长6.4倍，而每户人口却从4.7人（或5人）减少到4.1人，（注：4.7人／户系按乾隆元年丁额户数折抵明代丁额人口比例万计算，与5人／户相差不多，故也作旁证，推算方法误差不大。）意味着分家自立者众，随着社会移民的递增，家庭规模日趋缩小。我们仍按前式计算，人口每30年翻倍，自然增长率为23‰，则每年自然净增约3.3％。乾隆元年以万人计（5人／户），80年间增长到万，这一期间，移民人口仍达万之众，平均每年约5万人。这个数字，已属相当高的比率，超过了康雍时期移民入川每年八九千户的水平（注：康雍时期平均每年移民入川人数应低于4万人，因移民家庭一般不足5口，多数仅2口～3口，上表统计也反映出这种趋势。）。而且从表中可知，乾嘉时期是四川人口由适度走向过剩的重要转折时期。前40年，移民增加约万，相当于康熙时代移民人数的65％；而后40年，移民猛增约万，相当于康熙时移民的％。五道之中，松茂道人口增长最多，户增达12.8倍，人增约10倍，其余各道虽不及川西突出，但也呈猛增之势。毕竟荒地有限，随着人浮于地的情形普遍出现，“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活动自然结束。 一般史籍将“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描述得过于简单，仿佛康熙时的一纸优惠政策，便泽远一二百年，将四川造成一个万人的大省。殊不知，康熙时仅移入万人；雍正时清丈土地，限制流入，出入相抵，尚不足自然增长数，证明清廷完全可以用行政手段抑制盲流，调控省际人口；恰恰因为乾隆时的放任态度，乾嘉时期（嘉庆二十年前），四川移民即达万之众，从此步入过剩之途。乾隆应该是对四川人口过分膨胀负有直接责任的一位君主。
上川之路--五千里移民之路(ZT）肖易/文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蜀中的崇山峻岭、险滩急流、蚕丛鸟道，不知曾令多少人望而生畏。然而，这一切皆挡不住移民入川的脚步，他们将自己的迁徙之路称为“上川之路”，四川位于长江上游，一个“上”字，极富地理节奏感地将目标描述得一清二楚。
上川之路有若干方向：陕西人、甘肃人、山东人、河南人自北向南进入四川；湖北人、湖南人、江西人、广东人、福建人、江苏人、浙江人自东向西入蜀；云南人、广西人、贵州人则由南而北入川。这其中，广东、福建一带的客家人是入川的生力军，闽粤距蜀有数千里之遥，客家人的“上川之路”，最漫长，最坎坷，也最艰难。
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哪条才称得上是四川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一条道路？是古蜀王征发五丁力士开辟，令古蜀人走出成都平原的金牛道？还是连接川、滇的茶叶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交易的“茶马古道”？抑或是将蜀布、蜀锦带到地中海的“南方丝绸之路”？事实上，比起清代的“上川之路”，这几条道路似乎均要略逊一筹。茶马古道、南方丝路带给四川的是锦上添花的经济利益，而“上川之路”则是给荒芜的四川送来了数百万人口，为四川重新注入了新鲜血液，对于四川而言，“上川之路”的作用是决定性与再造性的，将它誉为四川历史上最重要的道路，也是当之无愧的。
从广东长乐起步
上川之路方向众多，也有诸多路线，移民从不同省份进入四川，每一个移民走过的道路，都是一条上川之路。数百年前，阡陌纵横的上川之路，汇成了汹涌的移民浪潮，从此种角度而言，上川之路或许是无法统计的，只要能到四川，便能称为上川之路。不过，同一省份的移民入川，通常会有一条大多数人认同的轻车熟路，比如江西人入川，往往由江西入湖南沅陵，溯酉水河而上，到达川东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贵州人大多则由著名的立龙场、陆广、水西、奢香、金鸡、阁雅、归化、威清、谷里九驿沿线官道走进四川；湖广人则途经歧亭、阳逻、黄陂、云梦、应城、钟祥、荆门、当阳、宜昌后，辗转入川。
年3月，笔者在青龙场、龙潭寺一带走访，问起当地客家人祖先入川的路线，他们告诉我，祖辈没有给他们讲述过，族谱中也并未留下任何有关入川路线的记载。笔者曾见过一本《曾氏族谱》，其中记载了一条由广东起步的上川之路，行程里，沿途经过29个中转站。既然客家人的上川之路已难已复原，我们不妨从这条路线入手，一路追寻移民的辛酸与足迹。根据清朝的行政区划，这条路线可分为广东、福建、江西段，湖广段，川东段，比起湖广人、江西人，客家人的上川之路则更加漫长，他们经由江西、湖广等省，进入川东，迁徙是漫长而艰难的，可能要花费四个月到半年，甚至更久。
广东长乐县是这条上川之路的起点，清代长乐县隶属潮州府嘉应州，潮州府“南枕大海，东间闽疆，人烟稠集，山多田少”，境内田地稀少，是清朝缺粮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嘉应州下辖兴宁、长乐、平远、镇平四县，土地贫瘠，境内又有睦贤山等山脉，饥荒之年，百姓只能以番薯充饥，此时，听得千里之外的四川众多荒地无人开垦，乡人入川后，满目尽是荒田，手从这座山指到那条河，只须到官府打个招呼，几十亩的土地便能划入自己名下。既然四川有这等好处，还有谁不愿意入川呢？
想到四川，不是说走就走的，须到官府领取“路票”。明朝法律规定：“凡军民人等往来，但出百里即验文引，如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这里的“文引”，便是类似“路票”的身份凭证。到了清朝，外省移民想要入川，须到官府请领路票，提供已入川亲戚的姓名、年龄、田产等信息，由四川官府核实后，当地官府才发给“路票”。一来一往，等到四川那边传回话来，移民早已望穿秋水了。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年），移民银宿山在当地官府申请路票，盼星星，盼月亮，三年之后，路票才发到手里。因此，为不误时辰，在四川无亲无故的移民往往不待到官府拿“路票”，就径自上路了。鉴于此，清朝一位官员在一份奏折中叹息道：申请路票者，不过“百之一二”而已。
清代广东出现了一些“包揽棍徒”，专以游说客家人入川为职业，凭着一张“如簧之舌”，鼓吹“川省易于度日，一去入籍，便可富饶”，有时为了捞取包银，甚至不惜散布蛊惑性信息，引诱煽动。“包揽棍徒”的职业游说以及无孔不入的介入，使得四川诱人的条件传遍了每个角落。当地官府对这些“包揽棍徒”深恶痛绝，屡屡张贴文书，缉拿追捕，并向百姓解释：四川物价低廉，在于地广人稀，你们去了，物价自然上涨。可是，老百姓是不爱听这些大道理的，他们算的是另一本帐：四川米价每石3钱，较之惠州（今广东惠州）的“三钱一斗”，差了百倍；较之长乐的每石余钱，差了将近倍。“连年饥馑，谷价腾高，人人困苦，度活难周”，这种强烈悬殊之下，还有哪个家族不想迁入四川呢？
从赣州码头而下
长乐县在嘉应州以西里，嘉应州靠近江西赣州，移民本可直接取道江西，不过，历史上的嘉应州以北关隘林立，明末以来多为绑匪、强盗占据，移民为安全计，不得不绕道至平远县，沿石窟溪北上，进入福建筠门岭。由平远县至福建筠门岭，沿途需经过一个叫火星岽的山岭才能进入江西。火星岽海拔近千米，属于武夷山脉，山势险峻，绵延百里，山中多奇禽猛兽，沿途连樵夫、猎人都很少遇到，移民登高涉险，一不小心即有性命之虞。
过了火星岽，便到了江西境内，在江西，移民要经过4个水站与3个陆站，水站为会昌县、赣州府、泰和县、吉安府，共计里；陆站为分宜县、袁州府、萍乡县，里程大约里。在会昌县码头，贡江之上停泊着众多客船，贡江发源于武夷山，沿途接纳了湘水、梅江，至赣州与章江汇合，是江西省第一大河，移民顺流而下，大约航行4天，便能到赣州码头，从赣州到吉安，沿途也是顺水行舟。在吉安，移民弃船登岸，穿过赣江支流卢水与袁水间的浅丘地带，步行里即可到分宜。湘东与赣西之间，中间隔着幕阜山、连云山、九岭山、武功山、万洋山、诸广山诸多山脉，海拔都在千米以上，连绵的高山令移民的迁徙变得倍加艰辛。
此时的移民不仅要跋山涉水，沿途还得应付官府的层层盘查。雍正十一年（公元年），广东龙川县几十个客家人结伴赴川，沿途遭到官府阻挠，耽搁数日，迫于无奈，他们写了一份《赴川民人告贴》，进行抗争：“我等前去四川耕种纳粮，想成立家业，发迹兴旺……近来不知何故，官府要阻我等生路，不许前去……”做好了离家的打算，却因为官府阻挠难以成行，这样的苦楚，实在比路途的艰辛更令人苦闷。同样在雍正年间，长乐县有人结伙入川，官府也加以阻拦，这些人马上“啼哭叫号，并称皆有祖父兄弟在川，俱不可回”，不过，仍然有11人被软硬兼施，劝回了长乐。
移民由武功山而下，由江西萍乡乘舟，经渌水，过醴陵，进入湘江。湘江是湖南第一大河，由南向北，汇入洞庭湖，洞庭湖纳九江之水，号称“九江”。移民在洞庭湖上，远远便能望见岳阳楼，北宋名臣范仲淹笔下“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壁”的胜景或许会给单调的旅途增添一丝色彩。
从洞庭湖上岸，通往四川的路一下子多了起来：其一，由山路行至沅陵，经湖南吉首、花垣，便可进入四川酉阳，酉阳名胜二酉洞、大酉洞被酉城河一分为二，从这里走出的廪君率领巴人征服其他部落，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青铜王国。其二，经湖南常德北上，过慈利、湖北恩施入川。大部分移民则继续西进，经湖北来凤，沿黑峒河进入四川黔江，黑峒河流入四川黔江后，也称黔水。由洞庭湖至慈利，沿途须穿过万子湖、东南湖、大连湖等湖泊，但自洞庭湖登岸后，移民却不愿再乘船，宁愿从山路绕道。另外，从湖北三峡逆流而上，经奉节、云阳，也能到重庆，不过水路对移民而言，却与鬼门关无异。
康熙五十六年（公元年），广东长乐县黄浦村的张衍祯夫妇，和三个儿子一道，与同乡结伴入川，行至湖广，妻子魏氏因旅途劳累染病，奄奄一息，同伴见其病危，安慰了一番，便各自赶路。魏氏病情稍有好转，即继续赶路，一心想追上同伴，谁知同伴已改由水路入川了，张衍祯一家盘缠无多，只得继续步行。一天，张衍祯在路上碰到一个老乡，打听同伴下落，老乡说，同伴在三峡险滩翻船，生还者百无二三，夫妇俩一时唏嘘不已。由水路入川，开销大不说，稍有不慎，便会葬身鱼腹，举家皆没。常言道蜀道难，其实蜀江比蜀道更难。一不小心即有性命之虞。
踏上四川的苦乐
移民携带干粮上路，饿了啃干粮，吃盐巴，所谓“被薄衣单盐一两，半袋干粮半袋糠”便是这种景况的生动写照，行至四川，移民随身的干粮已差不多吃完，加上总不能天天靠干粮度日。清代有个叫严如的湖南人，在陕西汉中府任知府和陕西兵备道期间，经常深入深山老林踏访，这些经历后来写成了一本《三省边访备览》。严如说，移民往往“取石支锅，拾柴做饭”，三块石头支一口锅，便能填饱肚皮，晚上住宿也舍不得住客栈，碰到寺庙、岩洞、密林，便胡乱应付一夜，有时就在人家的屋檐下借宿，第二天天不亮又要挑着行李上路。几个月来日日如此，夜夜皆然，风餐露宿，苦不堪言。
由湖北来凤行里到四川黔江，此后，过玉山、彭水、羊角嘴、涪州、长寿、重庆、永川、荣昌、隆昌、内江、资州便可到成都。千呼万唤的四川虽就在脚下，但是想到成都，却仍有1余里的路程要走。而到了四川境内，移民反而更加困窘了。
清雍正四年（公元年），广东兴宁县人廖奕珍一家变卖田业家产，凑得余两银子，踏上了赴川之路，上路前尚有80余两银子没有收齐，廖奕珍将银子委托给族人彭某，指望他收齐银子后尽快来四川。行至荣昌县西街，两银子已经用完，没想到彭某却独吞了尚未收齐的80两银子，“不敢来矣”，一家人在荣昌举目无亲，借贷无门，举步维艰，唯有强忍饥饿、疲劳，继续赶路。
身无分文、进退两难的移民为谋生计，有时不得不将幼子、胞弟卖掉，以换取盘缠。清雍正四年（公元年），广东人余汝彰与三个弟弟一同入川，行至重庆府永川县，已是“行囊告罄”。无奈的余彰汝只有将幼弟汝常“出嗣”给同姓，换得几十两银子，才与剩下的两个弟弟走到了荣昌县城附近的峰高铺。当时，盘缠又花光，环视身边可卖之物，只剩下一把破伞了。在家乡，听得“包揽棍徒”们吹嘘四川的种种好处，当自己踏上这片热土时，却因为没有盘缠，要将幼子、胞弟卖与陌生人家，这种辛酸，比起五千里的跋涉，或许更令人揪心。
我曾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清代四川的会馆，在上川之路沿途，往往分布的也比较集中，比如，单是隆昌县就有广东会馆5所、福建会馆1所，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倾注了移民的对上川之路的感情。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清代客家人入川的数目，当在万上下，其高峰期是在清雍正、乾隆年间，雍正、乾隆共在位73年，也就是说，这期间，每天都有将近40个移民经由“上川之路”来到四川，而来自陕西、湖广的移民实际上已无法统计确切数目。康熙二十四年，四川仅有人口9万，到了乾隆五十四年，四川已有人口.9万，强烈的悬殊背后，是一个个踏上上川之路的移民故事。对于饱受战争荼毒的四川而言，上川之路的意义与成效是显而易见的，荒芜的土地上出现了一个个垦荒的背影，集镇游走着一批批操着异乡口音的商贾，一些新的物种、工具也被带到了四川，五方杂处的社会与融合造就了新四川人，没有“上川之路”，清代四川的历史无疑将被彻底改写。
作者手记
翻阅明末清初的四川史料，我往往惊诧于一组组触目惊心的数据，与四川诸州县当时普遍的萧条之中。清顺治年间，成都有百姓千家，到了康熙三年（公元），整个成都城，仅有寥寥数百户，有时走遍几条街道，也难找到一户人家；堂堂简阳县顺治年间仅有百姓14户，乐至县稍多一点，也只有27户；顺治十八年，井研知县王配京重修已是破败不堪的县城，谁知城中早已无人居住，经过多方招集，才找到了十七户百姓；更有甚者，康熙中叶，南充县城中尚无人居住，“树木成拱，野草蔽地，虎豹昼出，阒无人居”；此外，宣汉县“遗民数万不存一”，铜梁县“土著者百之一”，达县“存者百中之三四”，双流“人民存者十之一”，其状之惨烈，可谓空前绝后。根据大清王朝在康熙二十四年（公元年）的统计，此时的四川人口为余丁，大约9万人，显然，这是有史以来四川人口的最低记录。
幸免于难的百姓此时还面临着饥饿、猛兽的危险。明末清初，四川虎患成灾，据《蜀龟鉴》一书记载，四川境内的猛虎“形同魑魅”，时常从屋顶而入，攫人而食，百姓为防虎患，在房屋四周围起栅栏，却仍无济于事，出门打水，一两个人根本不敢出门，往往十数人手持器械前往，沿途就见到猛虎在一旁虎视眈眈。荣昌县令张懋尝主仆八人来到荣昌上任，发现城中死气沉沉，主仆四下寻找，才找到了破败不堪的衙门，此时，一群猛虎呼啸而来，只有三人侥幸从虎口逃身。
我之所以不遗余力地讲述明末清初的四川历史，目的只有一个，那便是说明移民运动之于四川究竟有多么重要。四川历史上，因战争引发的萧条、恐慌并不少见，诸如两晋流民在四川建立成汉政权，蜀人被迫四处流亡；宋代末年，蒙古军进攻四川，双方鏖战长达52年之久。然而，没有一次灾难像明末清初这样，让一个天府之国成为荒凉残破、千疮百孔的废墟。当那些饱读圣贤书的官员从京师来到四川时，他们很难相信，诗书中的那个天府之国与现实的残败竟然出现在了同一片土地上。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移民入川，已是箭在弦上了。
嘉庆十八年龙泉驿张氏回广东原乡朝祖行程线路图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金龙寺张氏，系康熙四十八（）、四十九年（）入川的广东惠州府长乐县（后改嘉应州长乐县，今五华县）柏洋洞张氏之后。入川后，张氏家族数次组团回原乡省亲祭祖。每次来回行程、花费都有记录，并载入族谱，为后人考察移民路线和当时花费都留下了宝贵资料。感谢胡开全先生将这份记录提供出来(客家朝祖单的个案研究——以成都东山张氏为中心的论述。根据这份记录，我做了一幅张氏嘉庆十八年回粤省亲祭祖的线路图。
以下为行程文字记录。中为部分经历地点说明文字，主要参阅各沿途县志或交通志之古道记录，并参考了西南大学兰勇先生所作的重庆段东大路田野考察资料，特表感谢。文字和地图会有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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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人员：允盛、安明、裕恒。
八月二十一日，起程，龙泉驿宿；
二十二日，石盘铺宿；
二十三日，石桥宿；
二十四日、二十五、六日，仍然石桥宿；
二十七日，晓即行，资阳县城内宿，简州至此一百里；
二十八日，资州宿，水塘二百里、陆路一百四十里；
二十九日，双凤驿宿，隆昌管，陆路一百五十里；
九月初一，如夏日之可畏，李市镇宿，九十五里，荣昌县管；
初二日，秋行夏令，峰高铺宿，八十五里，荣昌县管，地方好；
初三日，永川县宿，九十里，路经大足县；
初四日，来凤驿宿，九十里，璧山县管；
初五日，石龙场宿，巴县地方，八十五里，路历三县，未详县名；
初六日，重庆府城内宿，二十五里，秋雨湿黄花；
初七日，永兴场宿，巴县管，六十里，秋雨淋漓；
初八日，小观音桥/场宿，七十里，巴县管，关山难越，兼多雨；
初九日，南川地方，白鹤桥宿，菊为重阳冒雨开；
初十日，土桥场宿，七十里，南川县管，阴雨晦昧；
十一日，水江石场宿，四十里，道途滑窄，步难行；
十二日，涪州地方，新场宿，七十里，崎岖不易行；
十三日，羊角蹟宿，六十里，天晴无日；
十四日，江口水塘宿，六十里，彭水县地方，诗云：“宛在水中央，其斯与谓兴”。幸沾陈先生之枕衾之光；
十五日，靛水坝宿，九十里；
十六日，羊头铺宿，七十里；
十七日，郁山镇宿，八十五里；
十八日，黄草塘宿，黔江地方，一百一十五里；
十九日，舟北渡宿，八十五里，有刘老师馈泡菜，因食素故也；
二十日，罗锅坪宿，湖北省咸丰县地方，八十五里，多风；
二十一日，洞长坝宿，来风县地方，一百里，路道艰险；
二十二日，杨家寨宿，湖南省永顺府龙山地方，八十里，自炊饭食；
二十三日，贾家寨宿，七十里，如八十里，沿河涉水何其苦也；
二十四日，脚湖宿，永顺县地方，七十里；
二十五日，车龙坪宿，七十五里；
二十六日，王村起身赶船，辰州府沅陵县地方滩宿，七十里，坐以待旦；
二十七日，水塘宿，一百一十里，四皇居舟中；
二十八日，辰州府舟中宿，六十里；
二十九日，舟中宿；
三十日，舟中宿，此日所历地甚大方，且有好山峰；
十月初一日，宿常德府桃源县地方，舟中，有界石，塘上下山峰多合星体，河水弯曲且多深潭，河有边桃源洞块石，似碑塞洞门；
初二日，宿常德府城外舟中，自王村赶船至此四百二十里；
初三日，宿常德府东门外，待晴；
初四日，龙阳县小塘宿，一百里，王道平平；
初五日，益阳县城内宿，一百里，王道荡荡；
初六日，宿陵子口舟中，长沙府湘阴县地方，一百二十里，系水塘；
初七日，宿长沙府舟中，在城外顺风相送到长沙，水塘一百五十里；
初八日，长沙县地方石塘铺宿，六十里；
（长沙县春华镇石塘铺村）
初九日，此夜不胜防闲，因诓骗故也，槐树铺宿，浏阳县，约八十里；
（待查，今浏阳东有高坪乡有槐树路。）
初十日，鹿雄地名宿，约八十里；
（待查）
十一日，亮叔家中宿，三十里，地名营火洞；
十二日，宿亮叔家，设席请李世翁兄弟在席，早饭叔设席，午饭，汉、伟二叔设席，地名桃子窝处；
十三日，兵马桥宿，四十里；
十四日，改江店宿，江西省万载县地方，八十五里；
十五日，宜春县宝山桥宿，一百里，金瑞走洪塘；
十六日，大塘铺宿，八十里，袁州府过来三十里；
十七日，宿分宜县城内，五十里，雨阻前程，三十里；
十八日，宿花桥，系庐陵县地方，八十里；
十九日，宿大塘，八十里；
二十日，洞岗凹宿，五十里，吉安府早饭；
二十一日，黄沙洲宿，泰和县地方，约八十里；
（泰和县）
二十二日，黄土凹宿，赣州府兴国县地方，六十里；
（黄土坳）
二十三日，程水渡宿，七十里，兴国县南门外五里；
二十四日，仓前宿，七十五里，系雩都县地方；
二十五日，长具墟宿，七十里；
二十六日，宿上坑，会昌县地方，七十里；
二十七日，宿铜岭，六十五里；
二十八日，盘古隘宿，约七十里，筠门岭过去二十五里；
二十九日，宿石牌下，长宁县地方，七十五里；
三十日，白石凹宿，八十里，留车过去三十里；
冬月初一日，当风凹宿，九十里，兴宁县地方，广东平远过；
初二日，兴宁县宿，五十里；
初三日，中道亭宿，十五里；
初四日，到祖屋，五十里，午时入宅，进香火安祖龛侧。
整个行程历时73天，行程5里。
附：
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洪安镇金龙寺坎下张运镇、张运球兄弟一派：
：张运球（~）
：运镇，康熙四十八年（）；运球，康熙四十九年（）
：广东省惠州府长乐县南乡嵩头墟（双头墟）石头甲大水约柏洋洞大窝里（今广东省五华县潭下镇柏洋村）。
：本支系出广东省五华县潭下镇柏洋村张氏，始祖张汝英。明朝永乐元年（3）张汝英自福建宁化县石壁葛藤凹迁居广东惠州府长乐县嵩（双）头墟石头甲大水约柏洋洞大窝里。
始祖：张汝英，配廖氏，生子三：文凤、文珠、文玉。
二世：文风，配杨氏妙贞、黄氏妙缘，生子三：继宗、继道、继通。
三世：继宗，配杜氏妙连，生子五：千、万、策、简、谋。
四世：千，配包氏妙端，生子五：有尧、有舜、有禹、有端、有周。
五世：有尧，配纪氏妙成，生子四：宗、显、弘、量。
六世：显，配兰氏妙蓉，生子二：安稳、安重。二子皆携家迁居江西上饶县。安稳迁居上饶县横河甲
七世：安重，配陈氏，生子四：运洪、运镇、运球、运宣。
八世：运镇，配蓝氏，生子四：子进、子鹏、子传、子珍。
八世：运球（~），字定坤，配刘氏、叶氏，生子七：子厚、子椿、子孟、子向、子轩、子韬、子昌。
：康熙初（年前），张安重携四子自广东祖居地迁江西南安府上饶县，居西乡橙头甲大林岗石溪洞小水。三十余年后，康熙四十八年（），次子运镇携家自江西上饶入川，迁居成都府简州义七甲金龙寺坎下杨书堰。次年，即康熙四十九年（），三子运球亦携家自江西上饶入川，先居重庆府璧山县，数年后再迁成都府简州义七甲金龙寺坎下孙家庙侧之宋家堰（今洪安镇？村）。
一份珍贵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路线图近日，贵州遵义林隆富先生提供了一份家谱资料，谱中记载了他的先祖林云龙、林云凤、林云开、林云科兄弟四人在“湖广填四川”的洪流中从福建老家入川的每日行程。这是目前为止我看到的最详细的一份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行程路线记录。
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十八日，为追求新的美好生活，林云龙兄弟四人从福建汀州府武平县大湘亭里一图大禾保冷水村（今武平县大禾乡邓坑村冷水自然村）出发，经过三个月零四天的水路、旱路的艰辛行程，经历了云科病故于途的悲痛，最终于四月二十二日到达目的地四川资州内江县。兄弟四人将入川的每日到达或经过的地点都记录下来，并以信件的形式发送回福建老家。后人也将这份宝贵的家庭遗产记录了下来。
今年是8年，是林云龙兄弟四人入川周年，为纪念这几位林氏入川的先驱者，特将他们的每日行程转发出来并将线路绘制成图，既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也是对他们的最好纪念。
我对行程记录作了一些初步考证。黑体部分为遵义谱中原文，括号中为谱中所记地名正确写法或简单注释，部分地名为同音字或别字，给以纠正，部分地名给以现地名备考。有一些地名尚未与现在的地名联系起来，期望有读者能提供线索，也希望读者能对考证文字提出意见，在此先行谢过。
以下为行程记录原文：
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十八日，从福建省莆田县启程。当日行至乌鸦治。
（按：遵义谱记兄弟系莆田人，从莆田县出发。但两日行程即到江西会昌境内，不可能是从莆田县出发。据福建武平林富保先生的资料和四川资阳谱记，云龙兄弟为武平县大湘亭里一图大禾保冷水村（今武平县大禾乡邓坑村冷水自然村）人。从冷水村到江西会昌县水路上船之地，大致为两日陆路行程，因此云龙兄弟为武平人可信。）
十九日到犁田寨（待查）。
二十日到庙滩上船。每人船银二钱。二十日渡至会昌县，因官无照去不得[①]。
（庙滩具体位置待查，按到会昌船程在一日之内，当在今会昌县周田镇上下）
延至二十七日，一早开船，到齐茅糖房[②]，朱阑铺糖房。
（糖房为塘房之误。齐茅，清代有齐茅水塘防，归雩都县汛管辖。据《清史稿》志第四十一、地理十三赣州府雩都县贡水的记载：“贡水自会昌入，北迳齐茅汛，右合雷公嶂水，又西合垇脑庑水，至白石塘，合宁都水，入赣。”可见齐茅在雷公嶂水与垇脑庑水汇合处。）
二十八日到余县。
（余县为雩都县之误，即今于都县）。
二十九日到赣州府地带。
三十日渡至百村（待查）。
二月初一日到太和县（泰和县）、吉安府。
初二日到动风寨[③]。
（吉水县西田村有“寨脚下”，水路距吉安府40公里，或即动风寨所在地。）
初三日到夹江县，下船起岸。[④]
（即峡江县，原县治巴丘镇。）
初四日行至王铺。
（王铺，或为今新余市渝水区黄虎村，在峡江县至新余之西北古道上之坳上往西南去袁州府方向上，距峡江县约30km，坳上以西10km，泉田以东10km。因为是赣江水路上岸后第一日陆路行程，体力充沛，日行30km可行。）
初五日到泉田。
（今江口水库库尾仍有泉田之名）。
初六日到宜县（分宜县）长山。
（长山当为昌山，即昌山铺，在今分宜县昌田村，有昌山庙，泉田至昌山约30km，恰为一日行程。泉田到昌山一段，今已经为分宜县江口水库库区，线路已然在水下，大致方向当是随着袁水河道而行。）
初七日到下铺。
（下铺当为下浦，今宜春市袁州区下浦村，昌山至下浦约20km）。
初八日到袁州府沛义铺。
（沛义铺，查康熙《袁州府志》有宜春县地图，在宜春县十里铺（今地名仍存）之西、分界铺（今分界村）之东，按一铺十里计算，在今“刘家下”附近。）
初九日到仙凤。
（仙凤，今芦溪县宣风镇旧称。传以“仙界风景胜，凤凰择栖之所”而得名仙凤。《昭萍记略》称，明万历年间，知府郑淳典将驿站改建为公馆，名曰“宣风”，后宣风逐渐取代了仙凤。）
初十日到茶亭。
（当在今萍乡市安源区高坑镇茶亭村。有小地名茶亭里，宣风到茶亭约20km）。
十一日到坪乡
（萍乡县，茶亭至萍乡约10km）。
十二日租船，行水路二日，用银四钱。
十四日到湘潭县，行船至荣福桥。
（荣福桥，即云湖桥，为湘潭至湘乡古驿道之要冲，桥畔古驿道遗迹尚存。今湘潭县设云湖桥镇，有诗词之乡美誉。近代诗文大家王闿运即云湖桥石井铺人。）
十五日至湘乡县。
十六日行至普庵堂。
（普庵堂即普安堂，在今湘乡棋梓镇普安村，湘黔铁路线有普安堂站。）
十七日到楼衣。
（当为娄氐，湘中重要驿站，原属湘乡县。据康熙《湘乡县志》记载，娄氐之名始于宋熙宁六年（）。建国后，先归新成立的蓝田县（涟源县），年成立娄底市，年即被撤销，复归涟源县，年娄底市再次成立。为即今娄底市所在地）。
十八日到关王桥
（关王桥，为湘乡至安化之间重要驿站，在今涟源市石马山镇关桥村）。
十九日到蓝田[⑤]。
（蓝田，即蓝田市，为湘中重要的驿站，是明清时期湘中商贸中心。原属长沙府安化县，为安化县最南部区域。据《安化县志》，宋代理学家栻在绍兴年间游历此地，曾说“此地宜蓝”，这个蓝即蓼蓝，为染料靛青的来源植物。解放后，成立蓝田县（后改涟源县），为县城所在地，今为涟源市主城区部分，城北建中村仍有有小地名蓝田）。
二十日到辛子桥（待查），因下雨住二日。
二十三日行至新化县。
二十四日到三堂（即新化县三塘）。
二十五日到黄场大山湾。
（黄场大山湾或为今“王家湾”，在今新化县金凤乡筍芽村，据三塘约20km）。
二十六日到川山桃金坑。
（桃金坑当为今溆浦县淘金村，距王家湾12km。）
二十七日到子方桥。
（子方桥待查，大致在油洋乡油洋村、桥里村附近，有私家桥，油洋桥等，距离淘金坑一日行程）。
二十八日到序铺县（溆浦县）。午时三刻，林云科疾病身故，葬于当地。
三月初二日行至川石岩洞[⑥]（穿岩界）。
图1穿石界
（位于湖南溆浦县与沅陵县交界处，为溆沅古道之标志性地名。
（）来源于沅陵新闻网：县领导调研沅陵至溆浦茶马古道，7-0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