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难，相对于现代汉语，文言文确实难。为什么文言文这么难，众所周知，文言文也叫“古文”，作为“古文”的文言文，“言文分离”就是文言文的难点所在。学习文言文，应该了解文言文“古”的具体表现，也就是文言文与现代汉语的重要区别在哪里，这样学文言文，才能明确方向，才能抓住关键，才能掌握要领。
文言文难在“古老”二字上。当然，如果仅仅是时间上“古老”，也未必就一定会让人觉得难。比如，古人吃饭用筷子，我们现在吃饭用筷子就一点也不觉得难，因为我们现在也用筷子吃饭，跟古人没有什么区别。文言文作为“古文”，只是以渗透的方式融入到现代汉语中，对现代汉语产生重要影响。虽然说“古今汉语一脉相承，白话和文言的关系千丝万缕割不断”（吕叔湘语），可以说在现代汉语中文言文的影子无处不在，但现代人毕竟对文言文感到隔膜，因为文言文不是现代人的生活语言，从听说读写的角度来看，文言文的使作频度也很低。何以如此？文言文的一大特点，就是“言文分离”。
文言文是以先秦口语为基础形成的书面语言。也就是说，在先秦，文言文就等于我们现在使用的白话文，是当时的人们以口语为基础经过加工的书面语，口头说的语言与书面写的文字，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实，先秦时期，各地的文字也不一样，口语也应该是不一样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作为“大一统”努力的一个重要部分，搞了“统一标准”，即我们历史课本上说的“统一度量衡，书同文，车同轨”。问题是，秦始皇能够做到统一文字，却无法统一各地语言。汉字本来就是表意文字，即汉字的形与义有紧密联系，但并不能直接指示读音。这就决定了汉字可以不受读音的束缚而独立存在并不断传承。
比如，“鞋”字，看到这个字的笔画形态，各地的人们都知道是指鞋子的意思，但各地方言对这这个“鞋”字的读音就大不相同。有一个笑话，几个外地人到北京，在一起讨论“卖鞋子”，旁边有警惕性特别高的人，或许是“朝阳群众”吧，一听“卖孩子”，那还得了？急忙报警。
再看我们江西万载方言的一个笑话：
一万载人到广东打工，一天走进一小饭馆，高声说：五（方言音，做的意思）碗面。不久，服务员端来五碗面，放在桌上。并说：这是你要的五碗面。这个万载人一看，生气地说：我要你们五碗面，怎么给我端来五碗面？服务员说：对呀，你要我们五碗面，我给你端来五碗面。有什么问题吗？万载人火大，激动地说：我一个人怎么吃得了五碗面？你是猪脑子吗？这时店老板走过来，生气地说：你吃不了五碗面，为什么说“五碗面”？我看你不是来吃面，而是故意来搞事的吧。这时，旁边的万载人，连忙出来解释：在万载方言中，“五碗面”是“做碗面”的意思。
其实，这个笑话，也在安徽流传，说有一个中学校长到上海出差，闹出的这个笑话。可见，安徽方言，也是说“五碗面”的。
还有一个万载方言的笑话：
在上世纪70年代，万载县城的江西工具厂有不少上海青年。一次，一个上海青年街上的修表师傅修手表，过几天去问手表修好了没有。修表师傅说：当当当(万载方言：才修好的意思)。上海青年一听，修表师傅不说手表修好没有，怎么唱起这个调调，就再问一遍：手表修好了吗？修表师傅提高声调说：当当当。上海青年一听，问你手表修好了没有，偏偏不说，跟我唱戏是吧？就有点火气地问：手表到底修好了没有？修表师傅腾地站了起来，大声说：当当当！此后，那上海青年经常对人说，万载人说话，跟唱戏似的。
虽然，因为各地方言不同，闹出了很多笑话，但总的来说，我们可以看到汉字作为表意文字，不管语音怎么变，也不管各地方言五花八门，表现出其表意的独立性。也就是说，汉字差不多可以超脱于语音之外，不受方言差异语音变化的影响，独立传承通行全国，可谓是“万变不离其宗”。
汉字作为表意文字的基本特点，秦始皇统一文字，却没有统一各地语言，从此汉字与语音，开始分道扬镳，开启了“言文分离”的基本格局。
到了汉代，当时人们的口语语音与秦朝时已经就有所不同了。口语发生变化，而书面语言却基本固定下来，并没有随口语变化而变化。胡适认为，到汉武帝时，“古文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胡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到汉武帝时期，“言文分离”的情况已经非常明显。
我们都知道，汉武帝做了一件后来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的事情，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为了进一步强化“书同文”，罢黜百家的汉武帝设太学，以儒经作为入仕的标准，用“文言”作为全国交流的标准语言，使“文言”获得了官方语言的地位。
汉武帝将“文言”定为学校教育的标准语言，这是强化“文言”官方语言地位的一个的绝妙方法，当然也有利于保存“文言”古文。以后的教育和科举选拔制度沿袭这一做法，文言文的传承自然就有了保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口语在不断发生变化，而从汉魏直到明清，由于官方的推行和科举考试的需要，读书人刻意模仿“四书”、“五经”的语言进行书面写作，文言文与后世的口语的距离就越来越大，“言文分离”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顺便说一句，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白话文兴起，应该与废除科举紧密相关。
古代的语言中的口语语音，到底是怎么样变化的，因为古代没有录音技术，更没有摄像机，我们不可能有机会直观地听到古人的话音，对于历史长河中语音的流变，只有让专业的古代汉语学者去进行研究。比如，宋词本来是唱歌的歌词，但宋词怎么唱，就因为当时无法录音，所以就已经失传了。现在，我们也听到一些人作出了恢复唱宋词的努力，但唱得怎么样，现在唱的宋词，是不是就是宋时用人唱的宋词那样，很难说，未必靠谱。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能不能窥测到一点古代语音的信息呢？应该也是可以的。我们知道，古文中，有一部分是韵文，特别是古诗词，那是要讲押韵的。这押韵，就带有语音信息。
比如，杜牧的《山行》：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再比如，孟浩然的《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这两首诗中，“斜”与“家”是押韵的，我们用普通话读，就是不押韵。原因就是我们的语音变了。古人写诗的时候，是押韵的，现在变得不押韵了。因此，有语文老师主张，读古诗的时候，“斜”就读作xia。
我们再来看王安石的《梅花》一诗：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梅、开、来，三个字是押韵的。用普通话读，当然就不押韵。“斜”你可以读作xia，那“梅”读作什么呢？其实，如果江浙人用吴语方言来读，可能就是押韵的。或者更简单的，想一想越剧的音调，也许就能“心有灵犀一点通”。
有语言学家认为，秦汉至唐宋时期，人们口语的读音，可能在现在的粤语即广东话中，保留得比较多一点。也就是说，用广东话读古代的韵文和诗词，可能会更妥帖一些，那些我们用普通话读不押韵的地方，用广东话读，就顺畅了。也不知广东人用粤语方言读古诗词，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我不会说广东话，听粤语也听不太懂，而且总感觉粤语与普通话差异很大，听很多广东人说普通话，都感觉有点搞笑的样子。如果秦汉至唐宋时期的语音，接近粤语的话，可见古代的语音与现代的普通话，差异有多大。
顺便说一下，诗词格律到唐宋时期已经成熟规范，后来人写诗填词，就是遵循唐宋的格律规范，不越雷池。毛泽东写诗词，则敢于突破这个旧规矩。以至于胡适曾经批评毛泽东的《蝶恋花》，没有一句是通的。胡适遵照旧规来评毛泽东的词，虽然不能说有错。但是，诗词格律的最终目的，是读起来顺畅，有韵律的美感。如果现代人一味遵照唐宋格律，写出的旧体诗词用普通话读起来不通顺，就算符合格律，又有什么意义呢？
言归正传，简单梳理汉语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文言文在先秦基本定型之后，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发展变化慢如蜗牛，而语音的变化则一路而行，最终语音将文字远远甩在后面，不管不顾，绝尘而去。这样一来，“言文分离”就在所难免。
对于文言文在先秦定型之后，一直到晚清两千多年时间就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可以赞扬祖先有文化坚守和定力，当然也可以抱怨古人顽固守旧不知与时俱进。但是，这就是我们学习文言文必须面对的事实。虽然，“言文分离”，确实给后人学习文言文，带来极大的麻烦，甚至让人感到痛苦。但是，文言文中“言文分离”是无法改变的客观事实，我们要学习文言文，就必须跨过这一障碍。
最后说一点，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形与义有紧密联系，但并不能直接指示读音。也就是汉字本身具有音与义分离的特点。因此，我们学语文时，应该重视汉字的形与义，注重分析汉字的偏旁部首笔画结构，有可能的话，还要了解一些字源知识。特别是对初学语文的小学生来说，不能只是重视读和背。一些学生经常写错别字，当白字先生，特别是经常出现写同音的别字现象，往往是一些学习认真而不重视“识字”的学生。汉字是表意文字，一味的读和背，不重视分析汉字的形与义，不分析汉字的偏旁部首，笔画结构，是不能很好地“识记”的。对于这一点，无论是学文言文，还是学现代文，都是这样。